提要：在鋼鐵行業飽受鐵礦石價格波動困擾之際，中國礦產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一著。對于中國數千家鋼鐵企業來說，這是值得關注的動向。
鋼鐵是現代化工業最為重要和應用最多的金屬材料。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國家，但仍有將近有85%的富鐵礦產都依賴于外國的進口，而60%左右的鐵礦進口都依賴于澳大利亞。
在鋼鐵行業飽受鐵礦石價格波動困擾之際，中國礦產資源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礦產資源集團）7月19日成立，注冊資本200億元，業務包括礦產資源（非煤礦山）開采、金屬礦石銷售等。該集團注冊地為雄安新區，董事長為姚林，總經理由郭斌擔任。五位高管分別來自中鋁集團、中國寶武、五礦、鞍鋼集團和國家發改委。
隨著世界經濟競爭加劇與自身的發展，中國礦產資源集團在世界原料資源市場上的影響力會舉足輕重。
牽涉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議題
目前，中國國有資本的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確定聚焦戰略安全、產業引領、國計民生、公共服務等四大功能，支持按照市場化原則，重組整合。戰略安全排在第一位。而鋼鐵對于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鋼材生產國，也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消耗國，但多年來卻在鐵礦石資源進口方面受制于外國礦商，鐵礦石對外依存度約八成。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亞的力拓以及必和必拓、FMG四家企業掌控全球約一半的鐵礦石資源，形成了較為強勢的買方主導的市場格局。
2020年下半年開始，在強需求與市場炒作的雙重作用下，全球鐵礦石價格連續大幅上漲，刷新歷史高位，為中國鋼鐵產業帶來巨大的成本壓力。如何應對鐵礦石價格異常上漲，維護整個產業鏈和市場的穩定，增強全球鐵礦石市場話語權，也就成為行業內外關注的議題。
長期以來，我國進口鐵礦石依存度高，超過80%以上，同時每年花費大量外匯進口國外鐵礦石。如今，我們國家在鐵礦石價格逼近歷史紀錄時又面對與澳大利亞的爭端，國家投鼠忌器。一方面要保護鋼鐵企業原料安全，另一方面國內鐵礦供應嚴重不足。尤其是近2年，進口鐵礦石價格高企，不斷突破歷史新高。這一方面蠶食我國國內鋼鐵行業來之不易的供給側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由于地緣政治的原因，鐵礦石也成為威脅我國戰略資源安全的痛點。
目前，中國鋼鐵行業的集中度為36%左右，所以在采購的時候就不能體現出以量換價的效果。假如我們擁有美國83.4%的集中度，那么中國每年以近10億噸的采購量，鋼企所組成的采購聯盟就擁有了近8億噸的采購量，這讓全球的任何一個鐵礦公司都不敢小覷了，也勢必會讓這些鐵礦石企業壓低價格，但事實卻并非如此。所以國內鋼鐵企業的兼并重組，組建采購聯盟是必走之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明確：實施能源資源安全戰略，加強戰略性礦產資源規劃管控，提升儲備安全保障能力，實施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我國“基石計劃”提出，到2025年，將實現國內礦產量、廢鋼消耗量和海外權益分別達到3.7億噸、3億噸和2.2億噸，分別較2020年增加1億噸、0.7億噸和1億噸。
我國作為世界上鋼鐵產量最多的國家，理論上應該對進口原料有很強的話語權，不論是力拓還是必和必拓，他們增加的鐵礦石產能主要目的地就是中國，也只有我們才能幫助他消化。但無奈的是，我們對這個話語權集中太慢，雖然國內經過多輪鋼企整合，也已經呈現出了幾大巨頭，但話語權還是不夠集中，這樣在對外談判和實際行動中無法形成一致。 當資本市場與大宗商品被這些金融機構連接在一起之后，實際上國際大宗商品的買賣就淪為了金融市場獲利的工具，就不僅僅是需求與供給相互滿足的問題了。所以影響鐵礦石價格的因素，除了買方和賣方之外，還有另外一只看不見的手，華爾街的資本市場。
中國進口鐵礦石的62.1%都來自澳大利亞，21.4%來自巴西。而作為五眼聯盟之一的澳大利亞，僅僅跟隨著美國的政策聽風就是雨，亦步亦趨。甚至有澳大利亞的議員揚言說澳大利亞掌握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命脈。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基建拉動，而基建的原材料鋼鐵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澳大利亞卻控制著中國60%左右的鐵礦石進口，如果澳大利亞啟動鐵礦石供應的這個末日選項，那么就會對中國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在戰略認知上，我們必須將鐵礦石資源安全視為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戰略高度抓住鐵礦石供應鏈、產業鏈與創新鏈整合的窗口與機會，認知可能產生的風險與不確定性，科學部署，積極應對，共同維護我國乃至全球鐵礦石資源供給穩定與安全。
顯然，鐵礦石資源保障問題早已經不是成本和市場的問題了。 中國礦產資源集團組建，實是迫在眉睫之舉。
中國買下全球64.9%的鐵礦石，為什么還受制于澳大利亞？
2019年的時候全球鐵礦石的需求量是16.52億噸，而一個中國就買下了10.69億噸，占全球需求量的64.9%。中國是大客戶，跟賣方談價格的時候自然就很有優勢，是可以壓價的。然而，中國卻并沒有多少定價權。
先看看巴西的穆通大鐵礦石，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位于巴西和玻利維亞的交界處，面積有83萬平方公里。單單是含鐵量大于63%到66%的鐵礦石，就有近800億噸，而玻利維亞對于含鐵量低于63%的石英巖，甚至都沒有進行認真的評估。高品位的露天鐵礦都開采不完，哪有時間關心63%以下的鐵礦石呢？
再看看中國，中國的鐵礦石資源分布相對也比較集中。但是在中國30%到50%的含鐵石英石已經是屬于是富礦了，而勘探出的鐵礦大部分都基本處在18%到30%，中國的鐵礦資源主要以貧礦和復合礦為主，單貧礦就占據我國儲量總量的80%。并且還大都埋在地下較深的地方。人家是在地表露天開礦，對63%以下的鐵礦石都沒興趣。而中國就要往地下深挖，找到50%以下的含鐵石英巖就已經是燒高香了。反映到開采成本上，到了2018年三大礦企的開采成本在25美元左右，而中國的開采成本達到了70美元左右，足足是人家的將近3倍。
另一方面，中國的鋼鐵行業產能過剩，重復建設、無序的競爭，導致鋼鐵行業的利潤率都非常的低，而鋼鐵的生產成本中鐵礦石又占了近三成，所以鋼鐵企業對于鐵礦石的采購價格是非常敏感的，為了保證自己的利潤率，就必須采購更為便宜的鐵礦石。那海外的鐵礦石就是眾多鋼鐵企業的首選，這也就造成了中國的鐵礦石大部分都要從海外采購，而優質的鐵礦企業又比較集中在澳大利亞和巴西，所以中國采購鐵礦石的主要賣家又以澳大利亞和巴西為主。
而在對鐵礦石的定價權中，同樣作為進口商的日本卻有著比我們更高的議價權。在2004年以前，日本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但隨著中國基建狂魔的成長，對鐵礦石的需求急速增長。日本雖然對鐵礦石的需求在穩步下降，但深知這門生意有多暴利。于是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大量的投資，參股澳大利亞和巴西的礦山。在澳大利亞24個鐵礦中，日本就戰略投資了8家，并在另外的16家中持有股份。
日本在經濟騰飛的60、70年代就開始涉足澳大利亞的鐵礦投資，比如三井物產，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鐵礦投資生意，甚至在2003年的時候收購了巴西淡水河谷母公司15%的股份，自己既是生產者又是購買者，自然也就擁有更多的定價權。
反觀中國，雖然布局了很多海外鐵礦，起步比較晚，而且早期出海的也大多都是國企，但是購買到的多數鐵礦質量一般而缺乏價格競爭力，在2006年到2010年期間，中國企業在海外礦業領域的并購失敗率很高。
中礦資源集團成立后的三大任務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演變以及全球化重構困境的突顯，國際鐵礦石供需兩側不確定性增加，高礦價困境越趨嚴峻。以增強供應鏈、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為核心，通過戰略調整與綜合施策來提升供給韌性，逐步建立破解高礦價困境的長效機制，是維護我國乃至全球鐵礦石資源安全，構建產業高質量發展新格局所急迫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
新成立的中礦資源集團公司的5位領導班子成員，來自四家央企，以及主管部門。這一模式，類似于國家石油天然氣管網集團（整合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管網資源）、中國鐵塔公司（整合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的基站資源），打通壁壘，打破割據，打造統一平臺。
圍繞主業，打造平臺，是中國當前經濟布局與戰略重組的主要形式。目前，央企專業化整合在中礦資源集團這一最大平臺成立以后，將在檢驗檢測、醫療健康、裝備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云計算、鋼鐵、物流等重點領域和戰略性、前瞻性新興產業加快培育競爭能力強、資源配置優的一流企業進行。
新成立的中礦資源集團公司，可以期待在三方面展開工作。
首先是避免各家鋼企各自為政，提高鐵礦石采購上的就是議價談判話語權。此前國內鋼廠集中度較低、采購分散，導致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各家企業為了自身生產所需，變相推高國內鐵礦市場的競爭勢頭；之前各家鋼廠的鐵礦石采購基本上是分散的，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會造成國內鐵礦石企業自身競爭的加劇。中國雖然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需求國，但是在全國各地分散著數千家的大中小型鋼鐵企業，極度的分散，這就造成了大家在購買鐵礦石的時候，單個企業的購買數量不多，那就意味著單價高昂。雖然大型鋼企聯合起來進行抱團組成聯盟，與三大礦石企業進行價格談判，但是這些大型鋼企聚集起來的時候，集中度卻并不高。
中礦資源集團的成立，可能會實現資源的集中分配，降低國內企業在鐵礦石采購上的內部競爭。該公司將整合寶武鋼鐵、鞍鋼、五礦、中鋁等幾家特大型冶金央企的鐵礦采購及海外鐵礦資產，打造鐵礦石需求平臺，增強中國企業在國際鐵礦市場的議價能力，降低內耗。
其次，提高鐵礦石開采的集中度。通過增強國內循環的確定性來應對外循環的不確定性。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供應鏈產業鏈與創新鏈的精準對接，加大創新力度，提升資源二次利用水平與資源效率。與此同時，建立國家鐵礦石數據中心，完善鐵礦石資源儲備機制，創新金融衍生工具，有效應對鐵礦石價格波動風險。在企業層面，強化成本控制力，國內鋼鐵企業要提高運行質量和效益，有效控制產能釋放，適當調整生產節奏，如在利潤低位和虧損情況下要適度減產，或者提高產品附加值，以減少單位產品的鐵礦石使用量。適當增加鐵礦石庫存，有效應對鐵礦石價格波動風險，緩解國外因為貿易關系惡化所導致的鐵礦石供需矛盾問題，
再次，對富鐵礦基地山東的禹城礦區的開采。禹城發現了儲量超過3500萬噸的罕見高品位富鐵礦。根據專家勘測和預估結果，未來產量還將突破5千萬噸，這也意味著我國對于鐵礦資源的說話權不再受制于澳方。這一發現不僅改寫了我國無富鐵礦的歷史。根據禹城富鐵礦的地質礦產特點，未來將有望在山東建成我國的大型富鐵礦勘探開發基地。
雖然在目之所及的幾年中，澳大利亞仍將是我們采購鐵礦石的第一來源國。我們的目標不是不去買澳大利亞的鐵礦石，而是讓中國的鐵礦石來源放在多個籃子里，這樣才會擁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