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國際采礦企業向南非以外的擴張很明顯依賴于歐洲政治控制的擴展。南部和中部非洲各個國家向殖民統治的臣服構成了更大范圍內帝國主義瓜分進程的一部分，但其并不受主要經濟利益群體的影響。

繼而帝國主義與礦業資本在這一地區的關聯需要更進一步的解釋，兩者之間的關系也不能被歸納為一個簡單甚至清晰的方程式。19世紀末同一時代的南非觀察家很容易相信，英國的政治行為是一部分礦主和金融家的密謀導致的。1895年塞西爾·羅得斯啟動了推翻德蘭士瓦的阿非利卡人獨立政府的計劃，即“詹姆森襲擊事件”，但未能成功。

四年之后英卷入了與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的大規模戰爭中，這兩地后來作為南非聯邦的一部分納入了大英帝國的版圖。我們很容易就能聯想到羅得斯的三個身份－礦主、開普殖民地的政客（1895年時他還是當地的總理）以及向北方擴張的支持者－之間的一致性。

此外，一些礦業巨頭也參與了詹姆森計劃，在1895年之后仍然繼續與德蘭士瓦政府沖突，并在1899年到1902年的南非戰爭中支持了英國。對于此類早期解讀的自由主義修正強調了戰略為上而非經濟動機優先的英國南非政策。根據這一看法，羅得斯用他采礦積累的財富將自己對英國政治和文明目標的愿景付諸行動。

相應地，英國政府官員將羅得斯當作廉價的工具來阻止阿非利卡人共和國利用其礦產資源主導這片次大陸。支持這一觀點的證據是大多數礦主都沒有支持詹姆森計劃或者導致了戰爭爆發的英國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最近有關英布沖突中經濟問題的研究表明，德蘭士瓦黃金的緊張局勢可能給通往印度的貿易路線帶來的不只是威脅。

由于高資本投入和相對較低的產出，威特沃特斯蘭德金礦比大多數海外礦業開采更容易受到敵對政府的壓力影響，尤其是勞動力控制權這一決定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這就需要與當地政治權威的緊密合作。最后，在南非沖突時期，英國自己也經歷了一場嚴重的黃金儲備危機。然后，這些學術發現都沒有顯示出礦主或銀行家曾經有意識地通過煽動英國占領德蘭士瓦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

此外，英國軍事勝利后建立的政權同時給礦業公司和重又獲得自治權的阿非利卡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更為友善的環境。后者會利用他們在現代國家中的政治權力給礦業資本設置一個從本地跨種族經濟和社會模式觀念中提煉出來的發展模式。羅得西亞相較于南非是經濟帝國主義更為清晰的一個案例，因為在這里英國的戰略考量使羅得斯獲得了許可，建立了一個既是帝國前哨也從事采礦工作的政權。

但這一區域的困難之處在于它一直只是一個次要礦物產地，繼而其最重要的區域意義來自與其他采礦區域的地理聯系，以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農業的內部發展。北羅得西亞和剛果管轄區域之間銅帶的劃分是為了保證加丹加能夠獨立于英屬南非影響圈之外，這是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和接下來的比利時政府作出的有意識努力的結果。

但這種政治考量永遠不可能完全抵消勢在必行的國際金融與將加丹加和南部非洲其余的采礦工廠聯系起來的區域交通物流的影響。盡管如此，殖民地邊界也是解釋領地中礦區和周邊社會之間關系差異的一種因素。礦業經濟中的資本與勞動力大型礦井的收益要大得多，私人固定資產投資的動機也比其他形式的非洲出口生產要高得多。然而，這類大型礦井對周邊經濟的影響差異很大，結果的好壞非常依賴于勞工政策。

盡管南部和中部非洲的主要礦井與農民出口種植者一樣提供了送往海外進一步處理的初級產品，但礦井中的生產方式明顯是工業化的－這指的是大量工人參與的圍繞著集中化機械組織的勞動過程。這一體系的需求靠著三種基本勞動力形式的不同組合來滿足：歐洲人占據了技術職位，獲得的工資最高；作為單獨的男性個體從農村遷徙而來的無技能非洲人獲得的工資最低；與他們的家人“穩定地”定居在城市的有技能非洲人則獲得中等收入。

在所有采礦企業的早期階段，勞動力都主要由有技術的歐洲人和無技術的非洲移民組成。這個時間點上很少存在擁有技能的非洲人，并且在建造礦石機械化提煉、處理和運輸所需的設施過程中，對非技術勞動力的需求都是壓倒性的。此外，移民在一開始就給礦業經濟提供了低風險且適應經濟需求的資本和勞動力。

從雇主的角度來看，移民相對來說是低效率的工人，招致了周期性的雇傭和交通成本；但他們農村家鄉的家庭生活費用以及職工保險和退休的社會成本較低，繼而他們的工資需求也較低，這也就彌補甚至超出了之前的用人成本。這些移民們本身盡管身心高度焦慮，但他們至少不用放棄自己在農村的生活基礎了。

對于礦主而言，一旦達成了機械化，用非洲人在技術崗位上替代高報酬的歐洲人能節省成本。盡管傳統社會成本與現代醫療和教育服務都需要開支，鼓勵勞工長期在城市居住仍是符合理性的，因為這些成本由于就業培訓投資的高回報率而得到了平衡。但南部和中部非洲礦業開采體系中不同部門之間的轉型程度差異較大。

在變革的連續體上南非代表了一個極端：在一整個世紀的集約化開采過程中，南非的勞動結構仍然保持基本一致。金伯利的鉆石礦很容易雇到一群非洲移民勞動力，來源地有的是開普地區流離失所的群體，有的則是更為遙遠的班圖語族群人口，他們擁有獲取槍支這一主要支付貨幣的政治優勢。

因為擔心鉆石盜賊以及為了在深度挖掘的資本密集型情況下控制勞動力，金伯利的礦主制定了針對非洲勞工的宿舍體系，在他們的整個合同期里都必須住在這些封閉式的宿舍中。即便是在那些不存在鉆石工業走私問題的區域中，這種宿舍也能有效地滿足外來勞動力的生存成本，并且在歐洲都市社區周邊限制大量單身黑人男性的逃亡、罷工或犯罪。

在“一戰”前夕鞏固之后，南羅得西亞金礦能夠有效地組織起來抵御白人工人對特權的要求，卻仍不足以提升黑人勞工的工資或福利。礦工宿舍體系在這里被用來控制新雇傭的工人，但隨著工齡的增加，黑人勞工可以獲得更大的遷徙自由、一定的工資增長以及足以住下一家人的大房子。然而，這些住宅中的醫療服務微乎其微，教育服務也僅限于傳教士群體運營的夜校，其所運營的一部分資金甚至來源于礦工自己

北羅得西亞的銅礦認真考慮過采用相鄰的加丹加省施行的勞動力穩定政策，但最終仍然維持了一種建立在官方合約基礎上的流動勞工體系，考慮到大多數勞工都和其家庭一起住在城市的事實，體系也進行了一定修正。礦主自己在通往穩定化的過程中遇到了在加丹加省并不存在的一些經濟障礙，在那里機械化的困難和英國南非公司的礦權稅控制方隱瞞了本可用來再投資的收益，但南羅得西亞的礦主們總體上仍歡迎這項行動。

主要的阻礙來自力量復雜和強大的白人工會，它們宣揚種族膚色有別的工資體系，支持英國的殖民統治。而后者則與比屬剛果的殖民當局不同，認為工人的流失比農村和城市間的遷徙運動給農村社會穩定造成的威脅更大。北羅得西亞的礦場確實給工人提供了相對較好的工資、住房、食品和醫療服務，并且通過一種與世襲農村酋長制相關的選舉“部落長者”的體系來控制工人居住的宿舍。

然而，一直到獨立前夕，殖民當局在針對非洲人的教育服務以及其他能夠讓這些家庭在就業高峰期以外留在城市的福利方面投資較少。采礦勞工政策上這些差異的重要性直接體現在礦工的福祉以及他們的工作環境能在多大程度上激發他們追求自身利益的積極性。后者將在第九章闡述，但本章中，大型采礦企業的影響將主要與其他經濟生產方式進行比較。

結語

擁有高精科技的礦場周邊最初都圍繞著仍舊基于傳統非洲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方式的經濟體。礦場在此時很有可能承擔了飛地的功能，在不改變廣義地方經濟的情況下給礦主、海外礦產消費者乃至非洲工人提供了收益。最終是工業生產的引入改變了這些生產體系。但我們必須首先考量南部和中部非洲農業的變革，才能更好地理解采礦業和制造業存在的關聯以及這一關聯發生地區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