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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政府近日推出了《2023-2030年關鍵礦產戰略》，提出該國要加強在關鍵礦產產業鏈中下游的布局，還要加強與志同道合的盟友之間的合作。
有分析人士認為，這份文件暗中針對中國。記者走訪企業與當地專家學者后了解到，政治因素短期內難以徹底破壞中資企業布局，目前中資礦企在澳運營仍然機遇與風險并存。
中澳在礦業領域合作緊密
澳大利亞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先進的采礦設備、技術和服務，并且毗鄰快速發展的亞洲市場，獨特的優勢使其成為世界領先的礦業大國。
澳大利亞貿易投資委員會表示，澳大利亞的自然條件得天獨厚，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儲備，其鉛、鎳、鈾、鋅的儲量居世界首位。在鐵礦石、鋁土礦、褐煤、銅、黃金、鉆石等重點礦種商品的生產中，澳大利亞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
僅就關鍵礦產而言，澳大利亞擁有鈷、鋰、錳、稀土元素、鎢和釩等礦產的全球最大規模的可采資源。澳資源部長瑪德琳·金近期表示，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大的鋰生產國、第三大鈷生產國和第四大稀土生產國。目前，這些關鍵礦產被應用在電池和電池組件、稀土永磁體、制氫催化劑、微芯片和太陽能光伏用半導體、國防技術，以及高性能合金和金屬等領域。
同時，多達80%的澳大利亞大陸仍未經勘探，有發現新礦藏的巨大潛力。
礦業是中國同澳大利亞兩國互利合作的重要領域，也是中國對澳投資中占比最大的組成部分。悉尼大學和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畢馬威今年4月發布的一份中國在澳投資研究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對澳投資為21億澳元，相較于2021年的8億澳元增加了170.2%。就投資領域而言，礦業投資占2022年中國對澳投資的86%，其中，涉及鐵礦、鋰礦和金礦的四個項目的總投資就達到18億澳元。西澳大利亞州因其發達的礦業，也吸引了最多的中國投資，達16億澳元。
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五個月，我國自澳大利亞的進口總值約達665.47億美元，同比增長約12.6%。澳大利亞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3月該國對中國大陸出口額達到190.09億澳元（約合126.94美元），創1988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
外媒引述澳大利亞政府的話說，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占澳大利亞海外貿易的近三分之一。澳大利亞是中國最大的商品供應國之一，并且是中國最大的鐵礦石供應商。2022年，自澳大利亞進口的鐵礦石占中國鐵礦石進口總量的65%。2021-2022年，澳大利亞對華鋰出口額和出口量占澳大利亞鋰出口總額和總量的比例均為96%，出口的商品品類主要是鋰精礦。澳大利亞第二大鋰出口目的地是比利時，僅占澳大利亞鋰出口量的2.3%，其后是韓國和美國，出口量占比分別是0.9%和0.7%。月度貿易數據證實，這些出口份額在2022-2023年基本保持不變。
澳洲礦業政治風險提升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5月底發表分析文章指出，供應增加、需求銳減和持續的全球政治不穩定讓該國的鐵礦石盛世開始消退，但涉及鋰、鈷和稀土等元素以及銅和鎳等傳統工業金屬的新的資源熱潮正在形成。
關鍵礦產是這場新資源熱潮的主角，但澳大利亞政府近日推出的《2023-2030年關鍵礦產戰略》給中資礦企在澳投資經營的前景蒙上了陰影。
這份文件提出了澳大利亞政府對關鍵礦產的2030年愿景，暨該國通過成為全球重要的關鍵礦產原材料和加工產品生產國，擴大其關鍵礦產行業的地緣戰略和經濟足跡。澳大利亞的目標包括，通過強有力和安全的國際伙伴關系，創建多樣化、有韌性和可持續的供應鏈；建設關鍵礦產加工領域的主權能力；利用自身的關鍵礦產資源使澳大利亞成為可再生能源領域的超級強國；以及將從關鍵礦產資源中提取的價值更多地留在澳大利亞境內，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和經濟機會。
瑪德琳·金在文件中表示，該戰略將是指導未來政府政策決策的長期框架，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澳大利亞在這些具有國際重要性的礦產資源上的國家利益。
戰略文件中，澳大利亞政府多次提到“志同道合”“盟友”“伙伴”等詞，表示將與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外國投資一起將供應鏈多元化，包括通過融資機構共同投資并根據新的關鍵礦產國際伙伴關系計劃建立聯合項目；在重要多邊論壇中發揮領導作用，制定新興市場規則和規范，包括在全球市場中嵌入高ESG標準；跟蹤和監控對澳大利亞關鍵礦產項目的外國投資，以確保其不違背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
所謂關鍵礦產是指“對現代技術、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金屬或非金屬材料”。目前澳大利亞已將26種礦物列為關鍵礦產，包括稀土、鋰、石墨、鎂、錳、硅、鈦等。戰略出臺后，澳方將審查和更新這一清單。
分析人士認為，澳大利亞的意圖是通過同美國等所謂志同道合的盟友加強合作，減少關鍵礦產產業鏈在中國的集中度。
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系研究院副教授張越告訴記者，雖然戰略沒有明說，但很明顯澳大利亞打算對中國對關鍵礦產的投資進行限制。中資企業會在投資關鍵礦產時受到超級嚴格的審查，澳財長已經明確指示財政部與其它相關部門合作，嚴查來自非戰略伙伴國的投資。
獨立智庫澳大利亞研究所研究主管、礦業專家羅德·坎貝爾（Rod Campbell）也認為，盡管戰略并沒有“白紙黑字”地說要限制中國，但澳方可以通過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審查這一環節實行限制。
短期難對中資礦企造成太大影響
首先，從宏觀環境來看，中澳經貿關系仍值得期待。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系研究院院長詹姆斯·勞倫斯森近日在當地媒體上撰文表示，不可否認，地緣政治爭端正在日益頻繁地蔓延，影響經濟交流。但中澳兩國間貿易正在轉暖，而這一趨勢背后的驅動因素都是經濟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與貿易轉暖相比，政治議題對兩國經貿關系的溢出效應有多大是有疑問的。
他認為，中國的需求和澳大利亞富有競爭力的供應等因素將繼續在兩國經貿關系中占主導地位，讓中國作為澳大利亞的首選貿易伙伴變得更加重要。中澳雙方的企業和家庭已經快速認識到從清潔能源供應鏈中彼此互惠互利的潛力。一方面，中國對原料鋰進口的依賴占其總需求的87%，而鋰進口中有近90%來自澳大利亞。另一方面，澳大利亞長期依賴進口乘用車，而現在該國消費者的偏好正在轉向電動汽車。在電動汽車領域，中國是全球領導者，在電池技術等方面領先其他國家。因此中國產乘用車在澳大利亞進口乘用車中的比例快速上升。2023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亞銷量前六名的電動汽車都是“中國制造”。勞倫斯森說：“中國想要我們的鋰，我們想要中國的車，兩國之間不會‘脫鉤’。”
其次，就關鍵礦產領域來說，中資企業主導的全球供應鏈短期內難被徹底改變。
張越認為，雖然澳大利亞會與日本、韓國等擁有礦產加工能力的伙伴國家合作建立獨立的關鍵礦產產業鏈，但這些新產業鏈上的產品價格不會有競爭力，產業鏈建設的時間周期也會很長。由于缺少一些特殊的關鍵技術與廢棄物處理能力，澳大利亞有可能會與東南亞國家結成聯盟，把一些治理方面的難題轉嫁出去。總之，她認為，澳大利亞政府建立這種獨立的供應鏈更多地是從供應鏈安全角度來考量的。從量產能力看，這種供應鏈在短期內不會對現有的供應鏈產生太大影響。
以鋰礦為例，張越表示，目前中國在全球鋰供應鏈中占據主導地位，擁有超過60%的加工能力、65%的鋰離子電池零部件制造能力和77%的電池制造能力。澳大利亞占全球鋰產量的大約55%。而在2022年，澳大利亞鋰產量中有96%被出口到中國。
中資礦企在澳項目穩步推進
目前，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礦業的布局非常多元，既有大型國企，也有民營企業，既有鐵礦石、煤炭等大宗商品，也有鋰、鎳等關鍵礦產。西澳大利亞州作為該國礦產資源最集中、礦業最發達的地區，也是中資礦業企業最為集中的地方。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鐵礦石、煤炭是傳統的大宗商品，交易體量大，市場需求較為平穩，所以國企和央企一般都集中在這些領域；關鍵礦產是近些年隨著新能源的異軍突起而開始受到重視的，體量不大但市場行情波動很大，投資風險也大，因此在澳做關鍵礦產的基本是民營企業。
無論是做傳統大宗商品還是關鍵礦產，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記者走訪發現，中資礦企在澳項目大多正在穩步推進。多數企業對于未來的投資經營形勢多持謹慎積極的態度，但也已經就澳方政策突然轉向的風險準備了預案。
紫金礦業集團諾頓金田公司首席執行官黃遠光告訴記者，澳大利亞礦產資源得天獨厚，該公司以董事長陳景河為首的經營團隊前瞻部署、果斷決策，使諾頓金田開創了中資企業收購發達國家大型在產黃金項目的先河。并購至今經營10余年，諾頓金田是紫金礦業在發達國家的唯一運營項目，在政治、地域及經濟上均有重大戰略意義。對于紫金礦業在澳大利亞的經營前景，黃遠光認為，從企業經營角度來看，政治因素的影響并不大。雖然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經歷了政黨更迭，但礦業資源集中的西澳大利亞州長期由工黨執政，對中資企業一直持比較開明和支持的態度，中資企業在當地投資礦業并不會受到過多限制或阻礙。
他說，除了諾頓金田以外，紫金礦業新近在西澳設立了初級地勘公司，同時有收購澳洲本土工程設計公司的規劃。目前，該公司諾頓金田低品位金礦堆浸項目處理能力已經從1月的6萬噸迅速升高至現在的近40萬噸。該項目達產后，諾頓金田整體具備年處理礦石1000萬噸、黃金30余萬盎司（約10噸）能力，這極大振奮了中資企業在礦業發達國家投資運營的能力自信。
天齊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和全球領先、以鋰為核心的新能源材料企業，業務涵蓋鋰產業鏈的關鍵階段，包括硬巖型鋰礦資源的開發、鋰精礦加工銷售以及鋰化工產品的生產銷售。天齊鋰業在澳大利亞的控股子公司泰利森所持有的格林布什礦場是2022年全球產能和產量最大的鋰輝石礦項目，目前泰利森鋰精礦銘牌年產能為162萬噸，2022年度生產總量約135萬噸，而正在加緊建設的化學級三號鋰精礦加工廠屆時每年將新增產能52萬噸。根據伍德麥肯茲2022年第四季度數據，2022年，格林布什是全球最大的在產鋰礦項目。
目前，天齊鋰業在國內外共有四個在產的鋰產品生產基地，西澳大利亞奎納納一期項目是其中之一。該項目作為全球首個投入運營的全自動化電池級氫氧化鋰工廠，是天齊鋰業海外加工業務布局的重要標志。跟隨天齊鋰業的發展腳步，國際知名的鋰生產商SQM、雅保也在項目附近建立了生產基地。據了解，項目一期已建成銘牌年產能為2.4 萬噸電池級氫氧化鋰產線，并且已經進入商業化運作階段，項目二期的主體工程已基本完成。
天齊鋰業在澳大利亞的投資與項目建設塑造了中國企業在澳開展業務的成功典范。天齊鋰業總裁夏浚誠表示，公司在澳投資了礦山、加工廠，并同多家澳企都有良好的合作，且計劃在西澳開發投資中下游產業，受到了當地政府歡迎。天齊鋰業具有資源優勢強、技術工藝成熟、合作伙伴有意愿配合等諸多優勢條件，有能力在澳投資電池產業鏈中下游項目。據介紹，當地政府也希望企業繼續在澳深化光伏、風能等領域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推動雙方之間的合作不斷邁進正向循環。
長期挑戰有待解決
記者走訪中資礦企時發現，相比政治方面的不利因素，企業對于資源獲取難、國際化不足、人力資源緊張、社會與環保問題遭詬病等長期挑戰更為重視。事實上，過去中資礦企在澳大利亞投資運營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或多或少與這些長期挑戰有關。
多家礦企認為，中資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發展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首先需要面對資源獲取難這一挑戰。相較于在澳深耕多年的全球礦業巨頭或澳本土企業，中資企業在當地能拿到的礦往往位置偏遠、缺乏相應配套基礎設施，或是開采難度較大。有業內人士坦言，中資企業能拿到的礦往往要么是“別人玩不轉的、只有獨家技術可以搞定”的；要么是已經開采過一段時間、別人不要的；要么就存在地緣政治風險或是環保、原住民保護、社區方面的問題。
其次，企業面臨人才供給不足，特別是具有國際視野人才缺乏的困難。目前，中國國內愿意從事礦業的年輕人不多，澳大利亞本地愿意從事礦業的人也在減少，而且薪酬差不多的條件下，本地人也更愿意選擇文化相近、語言相通的西方企業；且當地勞動力市場流動性也很強，工人工作兩三年就會跳槽，這都增加了中資礦企的用人成本和難度。
第三，因社區、環保等因素帶來的經營風險。這一風險對于煤礦等傳統能源項目更為突出。坎貝爾表示，這是包括中資在內的外國企業在澳投資礦業必須考慮的因素。此前，中國、韓國都有企業在這方面吃虧。
對于解決上述挑戰，業內人士和專家學者提出了多項建議。
第一，塑造中資企業良好形象，改變澳方刻板印象。
第二，業內人士表示，中資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發展礦業，必須具備國際化的經營能力，這是“最大的門檻”。具體來說，中資礦企必須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并且加強本土化建設。
第三，中資礦企應該在國內總部的層面上加大對國際化人才、國際化思維、本土化建設的重視。
第四，面對礦產資源獲取、人力資源緊張等問題，中資礦企應該多在管理方面下功夫。
“根據紫金礦業前總工程師的見解，一家礦企的利潤構成中，80%來自資源，15%來自管理，5%來自技術。但如果不具備管理與技術能力，那么即使占據好的資源，也無法將其轉化為利潤。”黃遠光表示。
黃遠光承認，中資企業對于礦業發達國家的規則把握，人才儲備等方面均還有一定的差距，這也是該公司暫時未選擇在澳大利亞投資發展其他礦種的一個原因。但他表示，為了克服困難，紫金礦業通過組織、溝通和激勵員工，著眼于發揮員工的長處充分激發管理潛能，致力于打造一支為了完成共同目標能夠付出心血和智慧的團隊。目前，這些做法已經起到了很好效果，該公司諾頓金田低品位金礦堆浸項目處理能力已經從1月的6萬噸迅速升高至現在的近40萬噸。該項目達產后，諾頓金田整體具備年處理礦石1000萬噸、黃金30余萬盎司（約10噸）能力，極大振奮中資企業在礦業發達國家投資運營的能力自信。
第五，中資礦企必須加強在環保方面的努力，以避免相關糾紛，同時促進與澳大利亞政府和民間的關系。
夏浚誠建議中資企業在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方面提出有正向引導作用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