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礦業高質量發展衍生的制度需求揭示出舊《礦產資源法》與實踐之間存在制度性落差，賦予立法目的變革的內生動力。2024 年《礦產資源法》修訂后的第1 條通過系統性重構為礦產資源法治體系革新提供了立法目的支撐，是礦產資源法治體系建設的邏輯原點與價值錨點，是我國礦產資源領域從傳統治理模式向現代治理范式邁進的重要制度體現。新法第1 條通過遞進式表述，嵌入“資源安全”“環境保護”及“權益平衡”三大要素，與時俱進地優化礦產資源領域發展的基礎目標與戰略目標，勾勒出全方位、立體化的礦產資源治理框架。立法目的條款的價值轉向推動立法目的功能的延伸，驅動制度功能從基礎宣示向實踐指引升級。立法層面為《礦產資源法》內部制度構建與外部規范銜接提供價值基準，統攝法律修訂的體系整合與動態調適，引領礦產資源法律規范體系的完善優化；執法層面為行政規范制定與執法權力運行劃定邊界，依托制度保障推動執法機制轉型，強化治理效能提升與法治秩序維護的雙重功效；司法層面為法律適用統一與個案公平兼顧夯實理念基礎，通過利益衡量機制達成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協調平衡；普法層面為優化政府治理邏輯與企業合規運營導引實踐路徑，塑造政府依法決策、企業依法經營的協同治理格局。

　　結論：

　　礦產資源治理的現代化轉型面臨多重價值目標的沖突協調：如何在開發利用礦產資源的同時實現資源安全與綠色發展？如何平衡國家所有者權益與礦業權人合法權益？如何協調市場自主性與政府規制的邊界？這些復雜命題既是《礦產資源法》修訂的出發點，也是立法目的的落腳點。《礦產資源法》第1 條歷經近40 年的歲月沉淀迎來重大修訂，折射出我國礦產資源法治從“粗放管控”邁向“精細治理”的現代化圖景，是我國礦產資源領域治理轉型的新起點。

　　一旦從法律的層面定型制度，則其普遍且強大的拘束力將影響深遠。《礦產資源法》第1 條從“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立法到“頂層設計”的科學立法，國家安全、綠色發展、權益保障構成新時代礦產資源法治的核心命題，礦業高質量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擘畫出礦產資源治理的戰略藍圖。立法目的的豐富精神內涵經制度設計與實踐轉化，實現了從價值引領到治理效能的實質性跨越：立法通過內外部規范銜接實現法律體系化發展，為法治實踐確立根本遵循；執法以明晰公私權責邊界提升監管效能，實現權力運行的規范化約束；司法借助法律解釋和漏洞填補機制增強裁判適應性，展現出法律適用的創造性張力；普法則以價值傳導培育法治共識，彰顯法治思想的實踐轉化效能。

　　面向未來，礦產資源法治的深化仍需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探索更優方案。立法目的不能停留于文本宣示，更需通過動態調適與制度創新轉化為治理效能。只有找到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最佳結合點[14]，方能實現礦產資源領域發展與安全、效率與公平、私益與公益的有機統一，貢獻兼具本土智慧與世界眼光的中國方案。

原文鏈接：http://www.chinaminingmagazine.com/article/doi/10.12075/j.issn.1004-4051.2025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