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遠在西非的國家幾內亞發生政變。可能大多數人都未曾想到，這樣一個發生在遠離地緣政治中心國家身上的變更，同樣也能夠對世界的產業格局產生影響。
而這個產業，就是鐵礦開采。
幾內亞坐擁全球儲量最大、品質最高的未開發鐵礦——西芒杜鐵礦。西芒杜鐵礦已探明鐵礦石儲量達24億噸，滿負荷狀態下鐵礦石的年產量預計可達1.5億噸。
與此同時，幾內亞自己并不具備開發與融資能力，最終還是要把目光投向域外。中國企業，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有意愿，能滿足幾內亞政府苛刻投資要求為數不多的選手了。
因為對于中國而言，如果合作成行，自然也對自身擺脫對澳洲鐵礦依賴、突破鐵礦定價權桎梏意義深遠。2019年10月，當中國主導的贏聯盟擊敗澳大利亞FMG公司，獲得西芒杜北區區塊1和區塊2的礦業權時，人們一度將其視為是中國在海外礦業投資的一大勝利。
然而，伴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在今年7月，西芒杜鐵礦開發再次被迫叫停，而這距離上次復工不過兩月有余。理由是負責開發的力拓與贏聯盟，二者沒有達成合作協議。面對西芒杜鐵礦的頻繁復工停工，輿論普遍關心項目的前景還好嗎？
其實，雖然西芒杜鐵礦天賦異稟，但是作為國際礦業投資的后來者，留給中國企業的選項，往往都是硬骨頭。
在反反復復的爭奪過程中，從2000年持續至2010年左右的鐵礦石上漲的超級周期被完美錯過。同時，幾內亞政府在幾經換屆之后，對于鐵礦開發提出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幾內亞政府不僅要入干股，還要求修建一條跨幾內亞的鐵路和出海港口，開發成本被不斷抬高。
而鐵礦石的超級周期恐怕也難以復現，畢竟隨著中國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走向尾聲，世界上尚未出現另一個基礎設施建設大國。在鐵礦石價格日趨平穩的時期，開發西芒杜鐵礦就成為一個控制成本的藝術。稍有不慎，迎來的不是投產的曙光，而是財務的黑洞。
項目進程的反復，也為我們觀察非洲資源民族主義背景下的投資風險，提供了研究案例。下文內容是一份較為詳盡的報告，將從以下三部分展開：
1. 西杜芒鐵礦為什么這么重要？
2. 西杜芒鐵礦開采為什么難？
3. 中國企業參與開發的風險評估
這篇報告寫于西芒杜鐵礦上一次復工之際，盡管情況有了新變化，但是基本的邏輯仍然不變。讓我們跟隨報告的腳步，一起了解中國企業在海外礦業投資的波詭云譎中，究竟要跨過多少障礙？
一、西杜芒鐵礦為什么這么重要？
能否成功開發幾內亞的西芒杜鐵礦，是中國企業打破國際鐵礦石四巨頭壟斷格局，掌握鐵礦石定價權的勝負手。
自2000年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產業結構從輕加工制造業向重化工業轉換，城鎮化進程大幅度推進，致使我國對于有著“工業食糧”之稱鋼鐵的需求，長期呈井噴態勢。
從2003年起，我國一舉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2009年，中國進口的鐵礦石超過世界鐵礦石貿易量一半，對進口鐵礦石的依存度超過80%。
盡管中國需求帶動了國際鐵礦石市場的繁榮，作為第一大買主的中國卻長期在鐵礦石定價方面不具有話語權。
這是由于國際鐵礦石供應長期被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亞的必和必拓、力拓，以及后起之秀FMG四大礦商壟斷。前三大巨頭在多年間占到全球供應的70%，2019年四大礦商的鐵礦石產量合計接近全球產量的一半。
缺乏包括鐵礦石在內的大宗商品定價權，使得中國陷入“買啥啥漲價，賣啥啥便宜”的怪圈，即中國需求激增，推高了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價格，增加了中國工業制造的成本。而中國龐大的產能，導致工業制成品價格處于低位，一進一出致使中國在國際貿易中面臨巨大的損失。
在2009年至2016年間，國際鐵礦石長期協議價格翻了三倍，國際礦業巨頭賺得盆滿缽滿。但在同期的2009年至2014年間，中國平均每年鐵礦石進口成本都增加了1000億人民幣，規模以上鋼鐵企業在盈虧平衡線上掙扎，利潤無法超過百分之三。
2020年中國鐵礦石進口來源國分布，數據來源：整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以貿易額計算
一個更加不利的因素是，四大礦商中有三家均來自澳大利亞。鐵礦石供應高度集中于一個國家，則意味著供應安全風險較高。而且受項目規模、基礎設施配套等因素影響，就連第二大鐵礦石進口國巴西，在相當長時間內都無法實現對澳大利亞鐵礦石的有效替代。
為了改變這種劣勢，中國選擇三路出擊：
1. 鋼企在全球范圍收購鐵礦資源；
2. 建立大連鐵礦石期貨定價機制，增加定價發言權；
3. 開展鋼鐵行業供給側改革。
中國鋼鐵廠商試圖在上游增加供給，在下游去產能減少需求，在價格機制上增加中國話語權的方式，讓中國的鋼鐵行業享有較為穩定的價格環境。
三條路徑設想雖美，行進過程卻步履蹣跚。
第一條路，大多數企業以失敗告終。
關于中國企業礦業投資失敗率，最極端的統計顯示，在“十一五”期間，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收購的失敗率高達95%，即使是較為溫和的失敗率統計值42%，也遠高于全球礦業投資32%失敗率的平均水平。
由于后發劣勢等因素影響，中企在海外難以收購優質礦山，再加上缺乏海外并購及運營經驗，項目開發過程常常反復超支，造成財務黑洞。
第二條路，非一日之功。
由于三大礦山鐵礦石交易都以美元為定價貨幣，國際主流鐵礦交易商不愿直接使用大連商品交易所鐵礦石期貨作為風險對沖和定價交易的工具。雖然近年來，大連商品交易所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業務，但由于人民幣國際化仍在發展之中，大連鐵礦石期貨定價機制發揮作用仍需時日。
正如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所言，大宗商品的國際定價權是時間和綜合實力的函數，即參與國際交換和投資的經驗積累越多，才能越能提高自身參與國際規則運作和對高端市場的影響力。
第三條路，雖然中國鋼鐵行業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在2015年開展供給側改革，但供給側改革的成果，仍舊被國際鐵礦石巨頭靠漲價掠奪。
2015年至2017年，中國規模以上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企業（主要為鋼鐵企業）數量銳減了1500家，行業就業人數減少了超過60萬人。供給側改革讓自2012年以來陷入全行業虧損的鋼鐵行業，在2017年至2018年迎來利潤爆發。
但隨著國際鐵礦石巨頭新一輪漲價，2019年中國各大鋼企利潤再一次下滑。同期，國際礦業巨頭達到2013年以來的最佳盈利水平。這一事例再度說明，不掌握鐵礦石定價權，中國鋼鐵行業發展仍將受制于人。
主要上市鋼企凈利潤變化，數據來源：東方財富
在三路出擊，三路受阻的背景下，幾內亞西芒杜鐵礦就成為了擺在中國面前的一個重要機遇。
西芒杜鐵礦不僅儲量巨大，而且資源品質超過了澳大利亞和巴西的同類礦床。根據統計，它的總資源儲量累計超過100億噸，鐵礦石平均品位高達65%。
相比之下，澳大利亞哈默斯利320億噸鐵礦石資源量，平均品位為57%；巴西鐵四角300億噸鐵礦石資源量，平均品位在35%-69%之間；巴西卡拉加斯180億噸鐵礦石資源量，平均品位為60%-67%；印度98億噸鐵礦石資源量，平均品位為64%。
鐵礦品位越高，意味著鐵礦生產成本越低。目前，2019年全球成本最低的前十位礦山均隸屬于四大礦商。這十座鐵礦山的礦石生產成本均低于20美元/噸，僅相當于2019年全球平均鐵礦石生產成本的三分之二。
低成本生產是四大礦山壟斷市場的重要憑借。具備高儲量高品位兩大特征的西芒杜鐵礦，一旦成功開采入市，就有極大的潛力打破國際礦業巨頭的價格壟斷，把三路受阻的局面變成一盤活棋。
這一招既能讓中國鋼企在上游供應端打破國際礦業巨頭的壟斷格局，又能在下游需求端發揮自己第一大買家的買方優勢，上下聯動促進定價權向中國轉移。
雖然市場上一度浮現一種悲觀看法，隨著中國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進入中后期，作為需求大戶的中國對鐵礦石需求走低，全球鐵礦石市場將呈現疲態。
但是，新能源轉型背景下，對鐵礦石需求仍將持續，如風力發電機就需要大量的鐵礦石。
手有余糧，心里不慌。中國企業參與西芒杜鐵礦開發，能讓我國從順周期的購買者轉變為逆周期的調節者，對于確保我國鐵礦石供應安全，增強我國在鐵礦石定價機制話語權，維護我國鋼企發展權利方面有著重要意義。
二、西杜芒鐵礦開采為什么難？
西芒杜鐵礦具有如此出眾的資源條件，一定會是實力雄厚、嗅覺靈敏的國際礦業巨頭搶奪熱點，那中國企業又是如何從強敵環伺中突圍的呢？
原因在于，對于國際礦業巨頭來說，西芒杜鐵礦也是一塊難啃的骨頭。
早在1997年，四巨頭之一的力拓就進入西芒杜探礦，并拿下全部四個區塊。但此后卻徘徊二十余年，項目難有實質性進展。這與礦業開發的特點息息相關。
礦業是高風險高投資的長線行業，所謂船大難掉頭，從取得探礦權、到開展初級勘查，再到進入開采階段，通常需要15年左右，大型礦山通常可開采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旦決策失誤，難以改變投資方向及降低投資損失。
礦山開發流程圖
礦業項目成功取決于三個因素：
1. 礦山所處國政治環境穩定
鐵礦所在國政策穩定、法律可靠、產權有保障，是順利開礦的先決條件，也直接影響礦山開發效率；
2. 開發成本低
出產的鐵礦石具有價格優勢，是礦山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
3. 項目開發處于有利周期
由于礦產品供給受經濟周期影響，礦業自身也呈現出周期性。一般而言，一個礦業周期通常持續十余年。生產階段所處的礦業周期對于新礦山的存活至關重要。
礦業開發所需資金量巨大，仰賴各類融資來啟動項目，所以開礦后前三到五年需償還融資。由于比成熟礦山多出了一項還本壓力，在其它費用等同情況下，還本期的鐵礦石價格將高于成熟礦山，價格競爭壓力較大。
如果礦山出品恰逢市場低迷期，國際鐵礦石巨頭就會趁機開展惡意價格競爭。待新礦山因資金鏈斷裂被迫退出國際市場之后，國際礦業巨頭則重新壟斷市場，再通過漲價來彌補降價出售的損失。
這三個因素之間彼此影響，彼此轉化，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系統性風險。
例如，政治不穩定、法律不健全會延長開發周期和增加開發成本，削弱礦山國際競爭優勢，導致項目開發失敗。或者，原計劃在市場上行期出產的礦山，因開發進度拖延，產出時間被拖到市場下行期，就極易導致資金鏈斷裂。
不能成功組合上述三因素，開發就會面臨失敗。最先拿下西芒杜鐵礦全部區塊采礦權的力拓，二十年一直未能實施實質性開發，甚至不得不返還并出售一部分礦業權的原因，就是在以上三個方面皆面臨挑戰。
力拓在開發之始就遇上了攔路虎，幾內亞頻繁的政變，疊加其它礦業巨頭加入競爭，導致礦業權反復陷入糾紛之中。
1990年，幾內亞政府將西芒杜鐵礦劃分為四個區塊，進行國際招標。其中，北段是區塊1和區塊2，南段是區塊3和區塊4。
2003年力拓正式與幾內亞政府簽署合作協議，獲得了西芒杜鐵礦的開采權。這一時期幾內亞總統是蘭薩納·孔戴，他依靠政變上臺，2007年為超期連任著手修改憲法，引發大規模軍事叛亂。
2008年12月，孔戴總統死后，軍政府上臺，卡馬拉擔任軍政府主席。2009年12月至2010年12月之間，科納特擔任代總統。2010年12月，前孔戴政府的長期反對派阿爾法·孔戴贏得大選，出任總統。
新孔戴政府執政十余年，直到2021年9月5日，被八零后軍人敦布亞推翻。在力拓取得礦業權之后，幾內亞政府政變頻繁，缺乏穩定的開發環境。
與之同時，由于2001年至2010年期間是鐵礦石超級上漲周期，其它國際礦業巨頭紛紛入局，礦業權爭奪白熱化 。
先是必和必拓虛晃一槍，聲稱準備收購力拓制造障礙。再是以色列富翁控制的貝尼·施泰因梅茨集團（BSGR）說服幾內亞政府，從力拓手上剝奪了西芒杜鐵礦北段區塊1和區塊2的礦業權。
由此，在2008年至2019年，力拓與BSGR集團圍繞西芒杜鐵礦北區的礦業權，進行了長達十余年訴訟戰，最終在法國總統薩科齊的調停下，BSGR將區塊1和區塊2采礦權歸還幾內亞政府，后者重新開展國際招標。
國際礦業巨頭圍繞西芒杜鐵礦礦業權爭奪歷程
力拓遇到的第二大難題是西芒杜鐵礦隱形成本較高。
單從鐵礦品位來看，西芒杜鐵礦開采成本低于澳大利亞和巴西的礦山。但由于西芒杜鐵礦位于幾內亞內陸地區，缺乏基礎設施將鐵礦運輸至海港港口。
修建港口造價最低經濟最優方案是，通過一山之隔的鄰國利比里亞出海，修建里程400公里左右的鐵路。但是為了促進本國基礎設施建設和港口發展，幾內亞政府要求，西芒杜鐵礦的鐵礦石必須通過在幾內亞境內的鐵路，運輸到幾內亞境內的港口出口。
在這一要求下，按照西芒杜北區方案，開發單位需修建一座年產50萬噸的煉鋼廠，一條礦區至科納克里港（Conakry）鐵路，里程679公里；一座容納40萬噸散裝船停泊的科納克里港，總投資額為140億美金。因此，礦山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大幅上升。
另外，在非洲資源民族主義上升趨勢下，2011年幾內亞修改了《礦業法》，在鐵礦石開發項目中，幾內亞政府占15%的干股，再一次增加開礦成本。而西芒杜鐵礦的礦產資源稅金，也達到了155億美元。
再來看第三個因素。由于連綿多年的礦業權糾紛，以及開礦隱形成本逐漸增加，力拓錯過了2001年至2010年期間的鐵礦石超級上漲周期。隨后，全球經濟出現衰退，鐵礦石進入下行周期，再加上幾內亞政府礦業開發政策大幅增加了開發成本，力拓對開發一事更為謹慎。
為了分擔開發壓力，力拓決定與擁有雄厚的融資能力及協調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的中鋁合作，共同開發西芒杜南段區塊3及區塊4，雙方于2010年7月29日簽署協議。
不過，雖然西芒杜南段區塊3區塊4礦業權一直未產生爭議，但是逐漸趨冷的市場，使得力拓與中鋁的開發節奏逐漸進入停滯。
如圖3所示，除了2017年有短暫上升以外，2012年以來全球礦業融資水平一直呈下降趨勢，平均每年下降11%。
2012年以來世界礦業融資變化圖，數據來源：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PDAC analysis
小結一下，西芒杜鐵礦是全球范圍內少見的高品位鐵礦，其儲量之大足以撬動全球鐵礦石供應格局。
但是由于開發國長期政局不穩，疊加國際礦業巨頭圍繞礦業權展開的激烈爭奪，造成開發停滯，錯過市場機遇期。當礦業權歸屬穩定以后，全球鐵礦石市場遇冷，礦業融資難度加大，再加上幾內亞政府修建基礎設施及占15%干股的嚴苛要求，增加了礦企開發成本。
據一項業內估算，將投資建設費用、海運費、運營費折算后，西芒杜鐵礦前五年還本期的到岸成本價是70美元/噸。也就是說，只有國際鐵礦石價格連續五年高于70美元/噸，西芒杜鐵礦才能成功度過還本期。
西芒杜鐵礦開發，機遇與風險并存。
三、中國企業參與西芒杜鐵礦開發風險評估
（一）中國企業參與西芒杜鐵礦開發的機遇
正是由于國際礦業巨頭過去20年折戟幾內亞，中國企業作為全球礦業市場后來者，才能取得機會作為逆周期調節者參與西芒杜鐵礦開發。歷史的經驗證明，只有具有強大融資能力和協調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的大型企業，才具備開發西芒杜鐵礦的實力。
中國企業參與西芒杜鐵礦開發兵分兩路。
一是2010年7月29日，以中鋁公司為代表的中方聯合體與力拓成立合資公司Simfer Jersey，開發西芒杜鐵礦南段區塊3和區塊4。
二是2020年6月10日，由韋立國際（新加坡）、煙臺港集團、山東魏橋創業集團和幾內亞聯合礦業供應集團共建的“贏聯盟”取得招標勝利，開發西芒杜鐵礦北段區塊1和區塊2。
中國企業主導的贏聯盟雖然比力拓主導的聯合體進入西芒杜更晚，但是開發進度比后者更快。贏聯盟項目中達比隆港至圣圖礦區125公里專用鐵路已建成通車。而力拓負責的西芒杜南段開發仍處于更新可行性報告階段。
近年來，力拓集團多次表示，西芒杜鐵礦基礎設施建設難度極大，希望加強與中方企業合作，商議西芒杜南北兩段共用基礎設施事宜。停滯20余年的西芒杜鐵礦，有了加快開發進程的跡象。
中國企業參與西芒杜鐵礦開發歷程
（二）礦業公司與幾內亞政府核心爭議點：基礎設施和開發進度
2021年9月5日，幾內亞軍方發動政變，解散阿爾法·孔戴政府，并拘禁后者。孔戴在西芒杜鐵礦開發中曾給予中國企業較大支持，軍政府上臺給西芒杜項目帶來了新變數。
2022年3月11日，幾內亞軍政府以未看到進展為由，下令停止西芒杜鐵礦的所有相關活動。經過一段時間重新談判，3月26日，內亞軍政府與力拓及贏聯盟簽署協議，恢復西芒杜鐵礦開發。此輪風波，軍政府關注焦點是基礎設施建設和開發進度問題。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礦業公司立場與幾內亞政府一直有著較大分歧。如前文所言，礦業公司從生產經營角度考慮，青睞的方案是修建從西芒杜南區穿越鄰國利比里亞到達入海港口的鐵路，距離更短，造價更低。
西芒杜鐵礦鐵路規劃示意圖
但為了提升幾內亞基礎設施建設，幾內亞政府一直強硬要求，開發商必須在幾內亞境內修建一條長約650公里長跨幾內亞鐵路和一個深水港，供鐵礦石出口。
此次談判之后，幾內亞軍政府再一次明確了基礎設施修建要求，另外幾內亞政府還要求獲得鐵路及港口15%股權。
此外，原有基礎協議中，投資公司建成鐵路和港口等基礎設施后，享有30年的使用權。而根據新協議要求，基礎設施一旦建成，幾內亞政府將組建一個國家機構來管理鐵路和港口設施，而且鐵路及港口設施不僅只用于鐵礦石運輸，還需運送礦工、乘客、農產品和貨物以及其他采礦公司的產品。
幾內亞政府另一大關切，是開發進度。力拓過去20年走走停停式的開發給其造成了心理陰影。
在此輪談判中，幾內亞政府設定了最后時間線，必須在2024年完成鐵路和港口基礎設施建設，必須在2025年3月31日之前開始鐵礦石商業生產。如果違背協議，幾內亞政府可取消開發企業所享有的礦業權。
此次協議中，幾內亞政府還增大了本地化要求，基礎設施建設需讓幾內亞公司參與其中。
（三）風險評估
既有研究通過風險識別和專家風險評價的方法，認定西芒杜鐵礦總體風險較大，其中主要風險來自于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和經營風險。以下將逐一進行分析。
1. 政治風險
親華總統阿爾法·孔戴被軍政府推翻后，國際普遍輿論認為中國在幾內亞投資頭號阻礙是政治風險。本研究認為，來自幾內亞政府政治風險總體可控，但需注意國際礦業巨頭及國際社會關注引發的風險。
國際礦業巨頭在幾內亞多年競爭，充分暴露了西芒杜鐵礦開發難度。
世界第四大礦業公司，澳大利亞FMG在與贏聯盟的競爭中之所以落敗，就在于不愿意修建幾內亞政府要求的鐵路。縱觀全球，有強烈意愿且能夠滿足幾內亞政府開發要求國際企業寥寥無幾。
在目前參與西芒杜鐵礦開發的三方勢力中，幾內亞政府不具備融資和建設能力，力拓20余年一直未推進實質性開發，直到贏聯盟入場才逐漸表達出更為積極的開發意愿。
對于力拓而言，在鐵礦石供求日趨平衡的背景下，西芒杜鐵礦入市將起到降低鐵礦石價格作用，將削弱自己的盈利空間。而且，力拓自身礦山儲備較為豐富，對西芒杜鐵礦需求并不強烈。西芒杜鐵礦高昂的開發成本，反而有可能增加力拓的財務風險。
因此，從力拓利益出發，參與西芒杜項目最佳方式是占據礦業權不開發，作為與其它礦業競爭者的博弈手段，以控制產量的方式控制鐵礦石價格。次優方案通過搭便車的方式進行開采，降低開發風險及運營成本。
對于中國企業而言，開發西芒杜鐵礦開發是確保自身大宗商品供應安全，掌握鐵礦石定價權的關鍵一役。
因此，相比其它礦業巨頭，中國企業的開發意愿最為堅定。幾內亞政府不斷加碼礦山開發要求，目的是將本國的礦產資源最大化地轉化為國家現代化建設資源，只要幾內亞政府的目標不是徹底阻礙西芒杜礦山開發，無論政府換屆與否，中國企業與幾內亞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
而且，贏聯盟在幾內亞過往項目經歷，積攢了良好聲譽和民心，樹立了可靠合作者的形象。
2014年，幾內亞受埃博拉疫情肆虐，外國投資者暫停項目、撤離外籍員工，贏聯盟成員中國宏橋集團、煙臺港集團、新加坡韋立國際集團逆勢而行，冒著生命風險進入幾內亞開發鋁土礦，既助力幾內亞經濟發展，又帶給幾內亞人民抗擊埃博拉疫情信心。
幾內亞政府缺乏其它可靠合作者，所以在基礎設施建設和鐵礦開采階段將依賴與中國企業的合作。這是來自幾內亞政府政治風險總體可控的原因。
不過，由于西芒杜鐵礦一旦入市，將引起國際鐵礦石供應格局的變化，并且從國際巨頭爭奪礦業權的歷史來看，為了擾亂競爭對手優勢，它們極有可能借助各種手段介入項目開發之中。
在全球地緣政治博弈不斷加劇，以及非洲反建制主義興起的背景下，域外力量極有可能通過催動本國民粹主義的方式，阻礙項目正常開發。
由此，在基礎設施臨近建成階段，西芒杜鐵礦項目的政治風險將會升高，其它礦業巨頭或將搭便車或者采取一些手段，引誘和勸說幾內亞政府將礦業權轉移。
（二）法律風險
非洲資源民族主義上升，非洲各國近年來已紛紛出臺新礦業法規，實行了提高礦業稅率，健全勞工保護機制，強制規定政府或本國人在礦業項目中的股權占比，限制原礦加工和出口等系列不利于投資的措施。
幾內亞政府追隨了這一趨勢，2011年出臺新礦業法，提出政府在鐵礦石開采中占15%的干股，2013年對礦業法再一次做出修訂。幾內亞國家法律頻繁變動，尤其是越發強調本土化訴求的趨勢下，將增大中國企業的開發成本。
除幾內亞本國法律外，中國企業還需考慮國際組織所制定的社會、環境及治理規則。
2014年，幾內亞政府加入英國政府發起的《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該計劃目標是鼓勵以石油、天然氣和采礦業為收入的國家，更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和加強責任追究，以減輕因理財不善而引起的潛在負面影響，使這些收入成為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動力。
該計劃鼓勵東道國尋求國際金融機構的協助，對礦業公司收入進行核查。
歷史上，國際礦業公司爭奪西芒杜鐵礦礦業權時，曾經在美國、法國等地開展法律訴訟或國際仲裁，國際組織和國際倡議中所涉及的礦業開發規則，有幾率成為西芒杜項目的法律風險點。
中國企業需高度關注《聯合國全球契約》《全球報告倡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關于來自受沖突影響和高風險區域的礦石的負責任供應鏈盡職調查指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行動》和《赤道原則》等一系列國際規范的內容。
（三）經營風險
西芒杜項目經營風險主要來自三個層次：第一是全球供需格局，第二是基礎設施建設及管理，第三是公司管理、生產運營能力。
首先，需要研判按當前計劃，西芒杜鐵礦2025年入市所面臨的全球供需格局。
巴西淡水河谷CEO愛德華多·巴爾托洛梅奧（Eduardo Bartolomeo）認為，隨著中國快速工業化進程走向尾聲，鐵礦石超級周期不會重演，2025年到2030年全球鐵礦石需求將逐漸減少。
中國地質調查局的研究認為，后疫情時代鐵礦價格將緩慢震蕩回落， 鐵礦價格平臺將下移至 60~80美元/噸。
在全球供應日趨寬松背景下，西芒杜鐵礦面臨較大的競爭壓力。對于淡水河谷等大型鐵礦生產商來說，鐵礦石價格超過50美元/噸，就能夠實現盈虧平衡。
前面分析已經提及，由于需要還本，據預測西芒杜鐵礦入市前五年，鐵礦石價格超過70美元/噸時才能實現盈虧平衡。若礦業巨頭掀起價格戰，西芒杜項目或難以招架。
不過，由于我國環保政策日趨嚴格，鋼廠更加偏向采購高品位鐵礦石以獲得更高的得鐵率，也為西芒杜鐵礦留的一線空間。
2018年65%品位的鐵礦石價格，幾乎是58%品位鐵礦石價格的一倍。即使經過2019年的價格修復，58%品位的鐵礦石價格，也只是65%高品位鐵礦石價格的70%左右。
第二，就基礎設施建設及管理而言，一方面需保證在協定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又涉及到工程安全、環保等一些問題，直接影響項目能否按期及順利運營。
贏聯盟項目中的125公里長達圣鐵路工程用時僅三個月，卡徒古瑪港口（Koutougouma）經過100天的建設便能運營投產，證明贏聯盟有較強的協調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
不利因素是，協議規定的完工時間較為短暫，按期完工壓力較大，幾內亞本身電力設施較為落后影響作業效率，以及幾內亞政府要求幾內亞公司參與建設，增加了組織基礎設施建設的難度。
第三，公司管理及生產運營能力，是西芒圖項目能否如期投產的關鍵。
前述分析已經證明，當前全球供需格局下，疊加政府占股和高昂的礦產資源稅金，留給中國企業的盈利空間較小，必須通過精細化管理，盡可能降低各個環節的成本，才能實現盈虧平衡。
作為全球礦業市場的后來者，中國企業面臨較為不利的市場地位，更為嚴苛的開發環境。但在巨大風險面臨，中國企業只有先上桌，才有與國際礦業巨頭博弈，乃至改變自己缺乏鐵礦石定價權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