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蒙古國蘇赫巴托爾市（Sukhbaatar）嘉爾施爾縣（Galshar）正在經受一場沙塵暴。 （納青供圖/圖）

58歲的拉戈瓦（LkhagvasurenL）是非政府組織“東北亞環境與農業研究中心”的主任，經常參與聯合國背景的蒙古國環保項目。2023年4月20日這天，南方周末記者對拉戈瓦的采訪因一場意外中斷——他在蒙古國東方省的家經受了三天的大風襲擊，停電了。

2023年春天，蒙古國境內刮起陣陣強風。3月20日、4月13日和18日，蒙古國家氣象和環境監測局接連發布大風警報。

沙源、氣旋、不穩定大氣層結，沙塵形成的三個條件在這個春天不斷集結。荒漠化的地表提供的沙源，被初春的蒙古氣旋卷至高空，乘著大風進入中國。

4月20日，北方沙塵翻越秦嶺，四川廣元市PM10濃度突破602微克/立方米。4月25日，北京發布了2023年的第8次沙塵藍色預警。

2023年頻發的沙塵天氣讓很多學者想起了2021年。2021年3月，蒙古國遭受了一場極為嚴重的沙塵暴襲擊，多名牧民在沙塵暴中失蹤，包括一名5歲孩子在內，有9人不幸遇難。北京也遭到波及，市中心平均PM10濃度一度超過8000微克每立方米。

“2021年春季華北發生了超級沙塵暴，2022年的沙塵天氣明顯減弱，但2023年的沙塵又變得很強。”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教授尹志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最近沙塵的年際差異明顯變大，這與全球變暖背景下其他極端天氣氣候有類似之處。“我們在期刊《創新》上新發表的論文就專門談到了近三年極端氣候事件的持續性、群發性、復合性和破紀錄等特點。”

2023年的沙塵暴背后是否有相似的天氣氣候動因？尹志聰表示，相關研究正在加緊開展。“可以肯定的是，2023年蒙古國周邊沙源地的冬季氣候條件與2021年非常像，降水明顯偏少，溫度在后期也明顯偏高。此外，強烈的蒙古氣旋是3月3月19—24日強沙塵暴和4月9—13日沙塵暴的動力驅動因素。”

溫度、降水量、氣旋強度的變化同樣捉摸不定。根據蒙古國科學院2015年開展的調查，蒙古全境77.8%的土地已出現不同程度的荒漠化與退化。在成為沙源地之前，蒙古國首先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

2021年，蒙古國自然環境和旅游部氣候變化司司長恩赫巴特（D.Enkhbat）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過去的80年中，蒙古國的平均氣溫上升約2.25攝氏度，幾乎是全球平均氣溫上升速度的三倍。

2023年的氣候條件與2021年非常像

沙塵源自哪里，可從接力的預警中探尋。2023年4月17日，蒙古國國家氣象與環境監測局發布強沙塵暴預警，西部和西北部地區形成的強沙塵暴將從18日起席卷蒙古國全境。同一天，中央氣象臺也發布了沙塵暴藍色預警。隨后，中國新疆、甘肅多地遭受沙塵暴襲擊，部分城市能見度僅100米。

采用地質學方法追蹤沙塵里的元素也是途徑。2021年，我國北方地區遭受嚴重的沙塵暴侵害，浙江大學地球科學學院教授楊小平團隊測算沙塵暴粉塵中的鍶-釹同位素，發現大多數樣品難以僅用中國境內的源區來解釋，蒙古國的遠源作用明顯。楊小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2023年的同類研究也在開展中，目前已完成采樣工作。

本世紀以來，中國的沙塵天氣總體上是逐漸減少的趨勢。但據中央氣象臺消息，截至4月18日，2023年入春以來我國沙塵暴日數和強度已達到近9年同期之最。

新華網援引國家氣候中心專家分析稱，2023年3月以來，蒙古國南部和我國西北地區沙源地氣溫較常年同期偏高1至4℃，降水偏少二至五成。下墊面狀況利于起沙，成為今年沙塵天氣偏多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年春季（4—5月）蒙古國南部至內蒙古中西部沙源地降水較常年同期偏少，氣溫較常年同期偏高，且有蒙古氣旋階段性南下影響，利于形成沙塵天氣過程。

沙塵天氣的起沙、傳輸和沉降等過程均與天氣擾動密切相關。春季，蒙古氣旋常出現在蒙古中部和東部高原一帶。有些強烈發展的蒙古氣旋會將沙源地的粉塵和沙礫卷入高空，隨后像一個逆時針旋轉著的陀螺一樣，后部的北風將沙塵向下游輸送。

尹志聰介紹，不同蒙古氣旋在向西移動的過程中，路徑會有南北差異，風力大小和高度也會有所不同，這就會導致沙塵被輸送到不同的地方。“例如3月20日那場沙塵就主要影響華北和東北，導致哈爾濱機場大范圍停飛。而4月10日這場沙塵就傳輸到了更南的地方，最遠在福州都檢出了PM10濃度的上升。”

尹志聰所在的氣候系統預測基礎科學中心還著重研究了2021年春季蒙古國沙源偏多的氣候原因，相關成果發表在《國家科學評論》期刊。2021年，位于挪威與俄羅斯北方的巴倫支海和喀拉海的海冰和大氣異常，導致蒙古地區前冬溫度極端偏低、后冬溫度極端偏高；而拉尼娜事件和西北大西洋海溫偏暖又致使蒙古國整個冬季降水偏少。高溫、少雨共同作用下，土壤干化裸露，遇大風后更容易起沙塵暴。

可能正在邁過氣候變化的臨界點

蒙古國是世界上國土面積第二大的內陸國家，與中國接壤的戈壁地區為沙漠、荒漠地貌，占到全國面積的四成以上。蒙古氣候干旱少雨，根據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數據，蒙古國首都所在的北部地區年降水量大多在300至400毫米左右，南部戈壁荒漠地帶則在150毫米以下。蒙古晝夜溫差大，寒暑變化也很急劇。冬季漫長而寒冷，夏季短暫而涼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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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3日，蒙古國庫蘇古爾湖國家公園，盛夏時節的風景。 （視覺中國/圖）

然而，寒冷的蒙古正在不斷變熱。

恩赫巴特接受新華社采訪時提到，過去的40年中，蒙古國每年的炎熱天數增加了近20天；過去的不到15年中，該國經歷了過去80年中最熱的10年。

在全球變暖大背景下，蒙古國可能正在邁過氣候變化的臨界點——區域氣候從一種穩定狀態到另外一種穩定狀態的關鍵門檻。2020年刊載在《科學》上的一項研究顯示，瑞典哥德堡大學團隊通過觀測樹木年輪等方式發現，蒙古國的土壤濕度正反常地處于近260年來的最低值。如今，夏季熱浪與干旱同時發生的復合極端事件頻率正在大幅增加，且這一變化趨勢已經超過氣候臨界點，可能將變得無法逆轉。

恩赫巴特還提到，干旱、炎熱導致該國1244條大小河流、湖泊干涸或斷流。

北京永續全球環境研究所項目主任彭奎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業內公認的沙塵暴三大直接因素包括風力強度、地面土壤濕度、地表植被覆蓋。在全球變暖影響下，蒙古國的這三項因素都呈惡化趨勢。

蒙古自然環境和旅游部2010年發布的統計顯示，該國每年觀測到沙塵暴的天數相較1960年水平已翻了三倍。在遍布著荒漠戈壁的蒙古南部地區，2011年至2021年中每年可觀測到20到30場沙塵暴，有30至60天會出現揚塵天氣。

存欄牲畜頭數不斷高企

“天災”之外，人類生產活動也令蒙古脆弱的草原生態雪上加霜。蒙古通訊社2020年的一篇報道提到，蒙古國的荒漠化面積中56%與自然現象有關，44%與人類活動有關。一項加劇了荒漠化的重要的活動便是放牧。

瑞士發展與合作署的研究員D.Bulgamaa在接受蒙古媒體采訪時曾表示，考慮到全球變暖下干旱頻發，牧草產量下降，蒙古國所能承載的牲畜量約為5000萬至6000萬個羊單位（以一只成年母綿羊作為標準的牲畜計算單位）。

根據蒙古國家統計局數據，從1982年到2022年，蒙古國的牲畜數量從2480萬上升至7110萬頭，這約等于1.1億個羊單位。這一數字已遠遠超過蒙古草原的承受能力。根據蒙古國氣象水文和環境研究所2018年統計，蒙古全境有一半以上面積的草場承載力超標2-5倍，有9%的草場超標5倍以上。

存欄牲畜頭數上升的原因眾多。一個常被忽視的因素是肉類產品出口量的減少。蒙古國統計年鑒顯示，1985年蒙古肉類出口量為3.68萬噸，到2015年只有4700噸。

拉戈瓦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牲畜群自然繁衍下每年會增長30%左右。如果市場萎縮，屠宰量減少，存欄牲畜頭數自然會增多。

另一方面，牧民們又沒有動力縮減畜群規模。1992年，蒙古頒布新憲法，開始擁抱市場經濟。在此之后，牲畜屬個人私有，政府無權要求牧民削減牲畜數量，但蒙古國草場資源為公有。拉戈瓦認為，牧民在無需負擔草料成本的基礎上，出于利益考慮會傾向于擴產。

更糟糕的是草場退化帶來的惡性循環。亞洲開發銀行2014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夏季高溫天氣增多，牲畜吃草時間少了，體重下降。如此一來，牧民為維持收入會增加牲畜數量，進一步加大環境壓力。

生態人類學學者納青（G.U.Nachinshonhor）是內蒙古人，曾在蒙古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日本國立岡山大學等從事科研教學工作，其間在蒙古國進行過多年關于“蒙古游牧與草原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相關性”的田野調查。“蒙古目前對牲畜數量沒有設限，如果設限恐怕會遭到牧民的反對。”納青表示。他認為，目前蒙古產的肉奶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認可，利潤率偏低。應該在品牌經營和拓寬銷路上下功夫，才能擺脫對產量的依賴。

在不損害牧民利益的情況下，削減牲畜數量的努力已在進行之中。201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蒙古國環境、農業部門及地方政府合作，在后杭愛省的28個牧民群體中進行試點。通過刺激銷售、資金補貼等方式，成功使得牧民們減少21.4%牲畜量的同時收入未減少。截至2021年，已有227個牧民群體加入這一計劃，在5至15年里以每年5%的速度減少牲畜規模。

游牧的沒落

美國生態學家哈丁提出著名的“公地悲劇”理論認為，類似蒙古草場這樣的公地的存在，會導致每個人都養更多的牲畜。

納青的觀點不同，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蒙古牧民傳統的游牧方式對自然環境并沒有破壞作用。在蒙古傳統的逐水草而居的放牧方式下，氣候越是干旱，牧民的游牧距離就會越長，如此才能滿足牲畜的養料需求。這種為經濟生產目的服務的放牧方式，使得牧民不會在同一片土地上過久停留，從而保護了草原生態平衡。

納青在2010年前后完成了一項研究，案例地的對比發現，影響草原植被生物多樣性的更多是氣候因素，而非放牧。

如今，越來越多的蒙古人正在放棄傳統的游牧方式。D.Bulgamaa在接受蒙古媒體采訪時曾表示，蒙古牧民四時遷徙游牧的傳統習俗已經沒落。中部地區，大部分牧民只會在一年里遷徙游牧兩次。牧群的集中踐踏、進食、飲水都為草原生態帶來更大的負擔。

拉戈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傳統游牧沒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生活的現代化：“城市的居住條件更舒適。另外，蒙古兒童的受教育率在90%以上，而學校大都設在城鎮。一個牧民的妻兒在城里生活，他就不可能遷徙到太遠的地方。”

如今，蒙古國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一半以上的總人口生活在首都烏蘭巴托。隨著許多牧民從游牧轉為定居，他們的牲畜群遷徙距離也急劇縮小。日本學者200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蒙古國城市與村莊周邊的草場退化更嚴重，這支持了拉戈瓦的觀點。

礦業立國

除了放牧，礦業作為蒙古國的另一項支柱產業，也給生態造成了不可小覷的影響。

蒙古國地下資源豐富。現已探明的礦產有八十多種。蘇聯解體后，蒙古礦產走向國際市場，成為該國掙取外匯的主要手段。

在此背景下，蒙古國政府短時間內簽批了大量勘探、采礦執照。根據蒙古國礦業資源署的數據，截至2010年底，蒙古政府已發放4137份勘探、采礦執照，涵蓋2600萬公頃土地——相當于蒙古全境面積的16.6%。2010年-2015年蒙古國暫停了新牌照發放，使得總牌照數量呈下跌趨勢。

礦業開采推動了蒙古經濟發展。2011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估結果顯示，蒙古國正式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22年，蒙古國采礦業總產值48.2億美元，占GDP總量的24.34%。煤炭、銅精粉、鐵礦石等礦產的總出口額超過百億美元，占到全部產品出口額的80%以上。中國是最主要的煤炭買家之一。

采礦首當其沖的破壞方式便是開掘地面。拉戈瓦表示，蒙古國的許多礦產的分布位置較淺，因此礦企傾向于露天開采。根據蒙古科學院地理與地質生態研究所發布的一項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蒙古全境至少有1.83萬公頃的土地因采礦而遭受破壞。

“如果你將被破壞的土地與蒙古全境相比的話，面積并不是很大。但在礦山所在的當地，地貌的變化非常醒目。”拉戈瓦表示，“整座的山被挖空，整段的河流消失。”

除了顯見的大地傷疤之外，采礦還會破壞地下水。煤礦開采時會破壞周邊圍巖水文地質結構，地下水流入礦井，成為浸泡著有毒物質的礦井水。此外，開采出的煤炭還需要洗煤。

蒙古國政府并未忽視采礦后的生態修復。拉戈瓦表示，法規從納稅、牌照管理、水資源使用、野生動物保護、環境影響評估、植被保護等多個角度約束礦企。

上述2011年的統計數據還提到，該年統計的2萬多畝損毀的土地中，有4630公頃得到技術修復，4587公頃得到生態修復。一般而言，技術修復指的是簡單的回填礦坑，而生態修復指的則是進一步采取干預手段，比如種植植被。

在這個意義上，有的修復是不完美的。2010年，蒙古國環境與自然資源辦公室的負責人恩赫巴特就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礦企作業時將地表泥土挖走堆在一邊，使得土中富含的養分和微生物全部流失。等礦山廢棄時將這些廢土回填，撒幾粒種子，這稱不上真正的生態修復。“發達國家的做法是將這些表層泥土平鋪在其他地面上，使土壤的肥力得到保存。”

雖然礦山修復還存在監管困難、技術落后等問題，但拉戈瓦認為，10年間已經有很大進步，地方政府在落實修復上變得更加高效，有人因復墾中的違規行為被判刑。如今，蒙古政府要求礦企在開工前就先擬定礦山廢棄后的復墾計劃，并向環境部管理的一個銀行賬戶繳納保證金，金額為復墾計劃花費的50%。截至2020年9月，該賬戶約有484.3萬美元。

減緩行動

蒙古國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行動，力圖改變這一現狀。2019年，蒙古國政府宣布將在2030年前減排22.7%，2022年，這一目標又提高到27.2%。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7次締約方大會上，蒙古國總統呼日勒蘇赫表示，將繼續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

盡管蒙古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僅占世界總量的0.1%，但蒙古的人均排放量高于均值。根據聯合國環境署發布的數據，蒙古國2018年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為19.5噸，這一數字約為中國的兩倍。世界資源研究所氣候觀察發布的報告顯示，蒙古國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源于荒漠化、過度放牧、林地萎縮造成的土地性質變更。

1996年，蒙古國加入《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并頒布《防治荒漠化和土壤保護法》。此后，蒙古國政府多次組織開展大規模的植樹治沙運動。2005年以來，蒙古國政府執行一項名為“綠墻”的國家計劃，以增加南部干旱和戈壁沙漠地區植被覆蓋率。12年時間里，蒙古政府在129.4公頃的土地上種植了6.8萬多棵喬木和灌木。2021年，蒙古又推出“十億棵樹”計劃，要在2030年前種植十億棵樹。

“破壞植被和植被修復都對沙塵的強度肯定有影響。但影響相對于自然和大氣而言，不是一個量級。我們需要的努力不是要將沙漠變綠洲，重點是在沙漠邊緣盡量阻止其擴散，按科學的方法對退化的草原進行修復，并讓已有的草地和植被不能繼續退化。”彭奎表示。

選擇合適的植物種類和種植方式，確實能起到固沙作用。甘肅省林業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馬全林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曾提到，治理流動沙丘時，需要先采取工程措施，即使用草方格來固沙。后續再優先選擇當地的沙生植物，基本以灌木為主。

在彭奎看來，中國在草原管理、草畜平衡、靜默修復等方面有一定經驗可以交流，中國政府也可以援助蒙古國制定政策，提高生物多樣性的國際履約能力。中國智庫和民間可以與蒙古國開展草原管理和修復的廣泛交流、試點示范和聯合行動。